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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郝铁川来源：《文汇报》2021年6月3日《论苑》版原题：《遵义会议开启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历史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辩证统一。遵义会议的召开及其成功，首先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它是党心所向、军心所向的必然结果。
长征开始后，广大干部战士眼看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红军迭次失利，现在几乎濒临绝境。这与前四次反“围剿”胜利发展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们由此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还在中央根据地时，许多干部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逐渐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多次在作战的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的同志甚至同洋顾问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都没有被接受。随着长征中红军作战的不断失利，这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到湘江战役之后达到顶点。
在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酝酿着要求纠正错误、改变领导的意见。许多人深感焦虑，认为不解决这个关键问题，党和红军就难以摆脱极为被动的困境。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他的正确意见得到王稼祥、张闻天等的支持。周恩来、朱德等也是支持毛泽东的。他们同博古、李德等人的分歧越来越大。从老山界到黎平，从黎平到猴场，一路展开争论。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因此，遵义会议的召开及其成功，有其必然性，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人们不能否认的是，遵义会议的召开及其成功也是有偶然性的。这就是：此时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与共产国际的电台联系，遵义会议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具体指示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会议。特别是在没有共产国际具体指示的情况下，遵义会议独立自主地处理了中共领导人变动这一重大人事问题，即：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中央最高领导机关——“三人团”，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些重要人事变动在过去都是要由共产国际来决定，或至少要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中国共产党是在1922年7月的二大上决定加入共产国际的，它是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按照《共产国际章程》规定，加入共产国际的每一个支部必须绝对地、无条件地服从其指令。
《共产国际章程》规定，上级党机关的决议，下级必须服从；共产国际及其机关的决议，各支部必须立即执行。在实践过程中，共产国际过分强调了集中的一面。它明确规定，共产国际对各国党拥有更多的思想和组织控制干预权力，对各国共产党实行高度集中的绝对领导。
共产国际章程规定，加入国际的各组织的中央委员会应该经常地向共产国际中央委员会寄送自己的会议记录和工作报告，各支部中央领导成员的任免，必须征得共产国际同意才能生效；各支部的纲领，须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批准；各支部的例行代表大会和非常代表大会，须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同意方可召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有权撤销和修改各支部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并做出各该支部必须遵守的决议；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及其常设机关的决议，各支部必须遵守并立即贯彻执行；共产国际有权向各支部派出特别特派代表，特派代表有权参加被派往支部的中央和地方一切会议，监督该支部工作。共产国际章程的这些规定，实际上破坏了革命导师倡导的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原则，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却被视为天经地义的规定。
所以，遵义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任免，都是由共产国际决定的；处理中共重大事项的遵义会议的召开，是要经过共产国际批准才能召开的，甚或还要在共产国际特派员监督下才能举行。但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11月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共和共产国际失去了电台联系。原因是1934年10月5日至12日，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盛忠亮被捕叛变，供出了我党上海地下电台的有关情况，工作近四年之久的上海地下电台被迫停止工作，中共中央即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之后，为了传达大会指示精神，尽快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于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张浩奉命回国。张浩化装成小商人，通过外蒙古入境，于1935年11月到达陕甘宁边区，他带来了和共产国际联系的密码。从此恢复了中断一年多的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
因此，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批准和具体指示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而召开的会议。如果不是中共和共产国际失去电台联系，那么能否召开遵义会议就是一个未知数；能够召开一个什么样的遵义会议，也是一个未知数。因为此时的王明还是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还担任着共产国际的执委，博古是他去苏联前指定博古负总责的中央领导人，博古执行的则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以王明专横和擅长玩弄权术的性格，必定会利用共产国际执委的身份，维护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对红军的指挥权，必定会维护自己任命的博古的中央领导人地位；以王明那种满脑子教条主义的思想，必定会阻挠毛泽东同志对军事的领导权，反对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所以，正是由于中共中央失去了和共产国际的电台联系，才摆脱了王明及共产国际可能给遵义会议的瞎指挥。
改革开放后，亲身经历过中共与共产国际交往的邓小平同志，对当时苏共及其共产国际的瞎指挥多次给予批评。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19页）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把“独立自主”视为毛泽东思想三个活的灵魂之一，是总结历史上中共与苏共、共产国际交往关系中的经验教训所得出的深刻结论，是值得我们永远坚持的一项重要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