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治中国化研究中心成立1周年之际,范忠信教授首先提出了本次讲座的总体汇报思路,由“文革”到重庆的历史变局、重庆模式的具体内容和效果、“唱红打黑”的旨趣与机理、重庆模式对法治的危害、走出文革式轮回的可能出路5个部分组成。范忠信教授运用表格将重庆模式与文化大革命进行对比,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总结了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范忠信教授认为,重庆模式的发展过程就是一部“惊悚的历史大片”,它的危害和产生的根源值得全国人民的认真思考。范忠信教授还介绍了诱导“重庆模式”产生的重庆五变,并将“重庆模式”的三大手段概括为“唱红”、“打黑”、“共富”。通过对其各自的政治势能的分析,指出了其最终的目的是让人民拥护他,占据政治和形象的制高点。范教授通过对重庆的十条特征的分析,总结出了“重庆模式”产生的三大社会原因:精神危机、治安恶化、贫富悬殊。

随后,范忠信教授分析了“重庆模式”对法治的危害。他认为,“重庆模式”高度强化了诸侯化党治化的政治模式,不利于中央政府统一政纲和战略的实施;加强了官权膨胀、民权恶化的局面;弘扬了暴力、践踏程序、做戏执法;造成警权膨胀,法定司法体制破产的后果;侵害公民权利和自由。范教授提出,解决当今局面必须要解决三个危机:信任危机、廉政危机和民生危机,依靠“重庆模式”这个手段,无异于饮鸩止渴。而在这个文革思想还未真正否定的时代,“不改政权,仅换人,一切将依旧”。

最后,范教授认为在座各位都是反对“重庆模式”的坚实的基础,对于民主、自由、法治社会的建设都责任重大。

接着,来自浙江理工大学的何邦武教授对范教授的演讲进行了点评。何教授就法治信仰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抛出了四个问题,来阐明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那些法治观念较强的国家,法治信仰化是依托于宗教信仰而存在的,而在适当的时代,强人政治或许还是有必要的。最后,来自我院的李炜副院长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精辟的用三个词语总结了自己的见解:解密、法治启蒙、反思。分析了对于“重庆模式”产生不同态度的根本原因。在法治国家人们的契约精神的高度存在,让我们更加意识到了我们任重道远。

讲座最后,范教授还热心的解答了现场同学的问题。

幽默睿智的语言,通过现象看本质的独到见解,让在座的同学获益匪浅。也从中看到了身为法律人的我们对建设民主、法治的社会的重大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