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晚六点半，杭州师范大学“法治中国化”名家讲座系列第八场在模拟法庭举行，讲题为《法治追求与重庆模式的教训》，由本校法治中国化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范忠信教授主讲。浙江理工大学法学院何邦武副教授和本院副院长朱炜副教授担任点评人。

范教授就本次讲座作为法治中国化研究中心成立一周年象征性纪念活动的特殊意义做了说明，并对来自杭州本校、浙江工商大学、浙江理工大学、浙江财经学院的近300名师生莅临这一纪念活动表示感谢。进入主题后，范教授首先回顾了自己自2009年以来对所谓“重庆模式”持续关注和深入思考。范教授引用生动幽默的网络语言，指出近期山城重庆上演的就是一部“惊悚的历史大片”，它形成根源和历史危害值得全国人民认真反思。范教授从五个方面展开了这一主题的讨论：第一，奇异而又似曾相识的文革式历史变局；第二，重庆模式具体内容与效果；第三，“唱红打黑”的旨趣与机理；第四，重庆模式对法治建设事业的危害；第五，走出“文革”式轮回的可能出路。他告诉我们，作为一个法制史专家，他是把重庆模式和薄王事件作为当代中国法制史不可回避的重要一节来看待的，法律史学人尤其有责任反省这一段特别的历史，因为这是法制史上的经典事件。范老师运用他的历史知识和智慧，分析重庆模式这一将对当代中国法治进程产生深远影响历史事件。

范老师从“奇异而又似曾相识的历史变局”讲起，通过表格将文革历史与重庆事件做了一系列对比，并依此梳理了重庆事件的整个过程，通过次第铺陈重庆事件的五步变局，范教授揭示了李庄案在“重庆模式”破产中所具有的历史转折点意义。范教授指出，对“文革”讳莫如深，正是孕育新的文革的土壤！对反右文革的历史痛楚还未来得及深刻反省，又发生了重庆事件，这实在是值得大家思考的大问题。

接下来，范忠信教授具体分析了“重庆模式具体内容与效果” 及“‘唱红打黑’旨趣与机理”。范教授介绍，在建设“五个重庆”口号下，偏偏没有“法治重庆”，这就是重庆今日结局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法治”的回避甚至肆意践踏，是重庆模式的要害。“重庆模式”的三大手段是 “唱红”、“打黑”、“共富”，其实是想利用民粹，利用原教旨，造就一种居高临下的政治势能，让批评者自感理亏，目的是对人民进行思想、治安控制，是要占据政治形象和道德形象的制高点，以此绑架舆论、绑架中下层民众。结合童之伟教授的研究成果，范教授总结出重庆“打黑型社会管控模式”的十大特征，并对其作出了理性评价。

范教授还详细阐明了“重庆模式”对法治社会造成的危害。他指出“重庆模式”对法治的危害，一是高度强化了诸侯化、党治化的政治模式，不利于中央政府统一政纲和战略的实施；二是加速了官权膨胀、民权弱化的局面，过分贬低了法律的正常权威；三是宣扬暴力执法、做戏执法，践踏秩序；四是造成警权膨胀，法定司法体制破产，严重侵害了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等。

    最后，针对“重庆模式”对中国法治进程已经造成并可能产生的危害，范教授严词指出，在如今的局面下，要解决当今中国的信任危机、廉政危机和民生危机，依靠重庆模式这种铁腕手段，虽然可能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掩盖矛盾，但却会导致我国在法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无异于“饮鸩止渴”。他认为在当前中国，“文革时所面对的社会危机依然存在，文革时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并未得到真正否定，制造文革的基本政治体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若不实行民主政治改革”，仅靠政治方式撤换一两薄熙来式的干部，“一切仍将依旧”。为此，范教授主张依靠民主法治启蒙、常态法治化和健全社会福利制度、税收调节制度以及防止财富原始积累等民主法治途径来进行根本疗救。范教授指出，这种长效疗救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耐烦这一过程，我们就必然重回文革。但他坚信，只要每个公民，包括今天在座的诸位都去勇敢、耐心地追求，我们就一定能看到民主、自由和法治的那一天。

在评议环节，何邦武副教授和朱炜副教授表示，他们对范忠信教授作为一名学者的社会责任感和维护法治的决心由衷的钦佩，同时也肯定了他对学术话题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靠事实说话的严谨治学态度。同时，他们也分别对范教授关于法治追求的阐释做了相关补充。何邦武副教授从四个方面论述了社会中的制度和社会中的人的关系，并特别指出一种制度如何被社会大众接受并信仰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朱炜副教授同样从宪政的角度提出了一些关于当前法治社会建设的宝贵观点，强调了民主启蒙的重要意义。他还指出，我们批评重庆模式并不是为了嘲笑它，而是为了深刻的反省它，让这种历史不再重演。

    在自由提问阶段，热情的现场同学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范忠信教授一一予以解答。至此，本次讲座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