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师范大学法治中国化研究中心成立系列活动综述

法治中国化群贤献策  百年杭师大旧邦新命 ——杭州师范大学法治中国化研究中心成立系列活动综述   中国法制怎样才能更加针对当代中国特殊而紧迫的问题？怎样才能更加符合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及现实国情民俗？怎样才能与当代中国城乡大众的生活更加亲密无间？立法机关制定的“文本法制”怎样才能真实地兑现成“现实法制”？这一系列紧迫问题，近年来一直困扰着中国法学界。对这些问题的忧患和思考，如今已经积累升华成为一种特别的动力，这一动力促成了“法治中国化”研究工程的启动。 为进一步推动对160年来中国法律移植历程之利弊得失的深刻反省，探讨百年中国法制“削足适履”之弊端的除弊之方，探讨外来法制在中国“水土不服”之窘局的改善之方，推动法治主义前提下的法制中国化或本土化的具体实施方案的形成，杭州师范大学的法学同仁率先倡议启动这一工程，并正式成立了研究平台——杭州师范大学法治中国化研究中心。 4月20日晚，长期志在阐发“法治本土资源”的北京大学朱苏力教授在杭师大下沙校区教学A楼模拟法庭面对五百法科学子激昂开讲，杭州师范大学法治中国化研究中心成立系列活动的帷幕正式拉开。 此后直至5月16日，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一系列学术活动全面展开，包括五位知名学者主讲、校内外师生两千人次先后出席聆听的“法治中国化系列学术讲座”，来自国内外二十多所高校的五十多位学者及本校师生二百余人出席的“法治中国化研究中心成立典礼”，在杭州和淳安两地举行、先后有三十多位法学名家出席的“法治中国化理念与路径”学术研讨会，以及相关学术考察活动。这些活动，对于仅有短短九年多历史的年轻的杭师大法学院而言，可谓盛况空前。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鸿儒盈门、思潮激荡、精彩纷呈，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系列讲座精彩纷呈   从4月20日开始，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和法治中国化研究中心连续合办了五场学术讲座，北京大学朱苏力教授、贺卫方教授，复旦大学邓正来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於兴中教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少瑜教授先后应邀来校，登坛论道。这一系列精彩的讲座，极大地提高了我校及近邻高校学子们对中国法治特殊问题的关注和理解，也为法治中国化研究工程的宗旨做了相当的宣传推介。   4月20日：朱苏力阐释“彩礼”风俗，法学人共品“本土资源”。   4月20日晚，北京大学朱苏力教授所作题为《从彩礼看中国法学和法治的本土资源》的讲座，实为系列学术活动的开幕式。在这次讲座中，朱苏力教授从中国传统的彩礼风俗切入，对民间婚姻特别是婚约习惯的正当价值和意义进行了现代学理分析。他首先探讨了彩礼的性质，批驳了众多法学家关于“彩礼即赠与”的观点。苏力教授还论述了彩礼的不同形式及其正当性，并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分析了彩礼所具有社会功能。在这个过程中，他利用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阐释了“彩礼”的法律意义，开启了法学研究的新视域。苏力教授最后指出：从总体上来说，虽然传统文化中的正式彩礼已经退出舞台，但变相的彩礼仍广泛存在，相关的制度性习惯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实际存在的民间法制当然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这场讲座吸引了本校及邻近高校的五百左右法科学子，也吸引了工商大学、计量学院、财经学院的部分教师。全场座无虚席、过道挤满，还有百余同学在讲台前席地而坐，聆听名师论道。 5月6日：贺卫方畅谈普世价值，法律人省思法治困境。    5月6日晚7点，北京大学贺卫方教授为我们带来了一场更为生动精彩的讲座。这场主题为《法治的普世价值和中国法治建设的困境》的讲座，虽然筹备中经历了一些曲折，但总算如期举行。贺教授首先论述了当前中国法治的困境，如司法权的弱化、程序公正被轻视、司法审判过于受民意左右、法学教材过分政治化、打黑中的“黑打”等等。他特别以李庄案和重庆的做法为切入点，反省了中国法治存在的问题。接着，他从近代中国的屈辱史出发，介绍了西方法制和法治理想的引入过程，形象生动地介绍了西方的法庭和司法公正实现模式。他坚信，只有全面借鉴西方的法律制度，中国才能实现法治。当晚的讲座，只有三百个座位的模拟法庭挤满了大约六百名学子，所有门口、过道甚至讲台上都挤满了学生，以至于贺教授差一点无“插足之地”了。     5月13日：邓正来痛陈法治中国化的困境与出路。   5月13日晚，复旦大学邓正来教授作了以《法治中国化的困境与出路》为题的学术演讲。在演讲中，他痛陈目前中国法治存在着两大困境：一是我们尚不清楚中国法学的发展处在哪个时空上，即特定时空下的中国法学的特定困境是什么；二是我们尚不清楚今天的法制中国化存在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即制度安排上产生的对其自身发展的困境。他认为，近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虽然已经进入世界结构，但却没有对国际秩序的规则发言并产生影响的能力，中国法学也没能给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言提供足够的思想资源，目前的中国法学界仍在利用西方的观点来解释自己的故事。邓教授的讲座同样吸引了众多学子，杭师大青年教师刘练军副教授对邓教授的尖锐批评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5月14日：於兴中剖析中国法治面临的十大困境。   5月14日晚6点整，香港中文大学法学院教授、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学院教授於兴中先生以《中国法治面临的十大困境》为题，阐释了自己对于法治中国化的观点。於先生从对范忠信教授《法治中国化的历史法学进路》一文的质疑开始，阐发他对中国法治的理想与实践的反省结论。他认为：“法治最初只是一种理想，后来逐渐发展成一种文明秩序。文明秩序是形成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秩序的基础，是一种元秩序。”在此基础上，於教授重点指出了实现中国法治化这一宏愿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即中国法治面临的诸如传统或建构上的困境、缺乏 “更高的法”的观念、专业化与民粹化的冲突、权利原则与关系原则的冲突等十大困境。在对这些困境全面反省的基础上，於教授强调：中国法治面临的困境无法彻底解决，只能通过不懈努力而逐渐有所缓和。於教授的纯学术风格的讲座也深深地感染了在场的三百多法科学子。   5月16日：张少瑜揭示战争对中国法律传统形成的影响。   5月16日晚，中国社科院张少瑜教授为我校学子们作了一场题为《战争对中国法律传统形成之影响》的讲座。在大致分析了中国法律传统的构成和特征以后，他特别介绍了兵家关于军队“以治为胜”的思想，对士兵恩威并济、信赏必罚的思想，强调权力高度集中统一的思想，在军中树立将帅的绝对权威的思想，以刑杀立威的思想……等等，他认为兵家的这些治兵之道术实际上与法家思想合流，对中国法律传统的特征影响极大。他认为，后世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正是兵家强调将帅集权和绝对权威的思想的延伸，以法律为治国之具正是兵家以军纪军令为治兵之具之思想的延伸，以刑法和行政法为主题的律令制是兵家强调军令军法的延伸，什伍和亲属连坐传统正是军中连带责任制度的延伸、重实体不重程序的传统正是军中执法讲究快刀斩乱麻的处罚模式的延伸等等。张教授的这一主题较偏僻的学术讲座也吸引了百余学子，范忠信教授最后点评中调侃“主题愈专深听众愈少，但听众层次愈高”也引起了一阵共鸣的掌声。   成立典礼简洁庄重   2011年5月14日10时整，在杭州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张志军教授的主持下，法治中国化研究中心成立典礼在校图书馆望道厅正式举行。 典礼一开始，中国法律史学会第一执行会长杨一凡教授与杭州师范大学校长叶高翔教授一道为“法治中国化研究中心”履行了隆重的揭牌仪式。 随后，叶高翔校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对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之后，着重介绍了我校百年历史，表达了我校创建学术平台引进高端人才的期盼和决心。他希望通过建设法治中国化研究中心，努力把打造法学院成为学校创建一流综合性大学的特色工程和亮点工程之一。接着，张志军副书记宣读了学校关于成立法治中国化研究中心、任命范忠信教授为中心主任、任命朱炜和赵元成副教授为中心副主任的决定。 随后，中国法律史学会执行会长赵晓耕教授、浙江省法学会副会长牛太升先生、法学院院长罗思荣教授先后致辞。罗思荣院长致辞特别感谢学校对法学院的大力支持，感谢范忠信教授加盟对学院做出的特殊贡献。 法治中国化研究中心主任范忠信教授从解读法治中国化研究中心的徽章开始，介绍了研究中心的宗旨、追求和学术研究计划。他表示，成立典礼和学术研讨会，包括刚刚发布的300道研究课题，都标志着“法治中国化”研究工程的正式启动。他期望借本次学术研讨会引起同行们对“法治中国化”研究工程的重视、关注、支持和参与。 出席成立典礼的内地学者有倪正茂、杨一凡、徐立志、童之伟、邓正来、丁凌华、许章润、霍存福、汪世荣、赵晓耕、马作武、张少瑜、李交发、刘广安、艾永明、谢  晖、夏锦文、李秀清等二十多人，还有来自韩国的任大熙教授和来自香港的於兴中教授。省内兄弟高校的学者夏立安、楼伯坤、陈党、王斐弘、王健、陶丽琴等二十多名学者出席了典礼。 成立典礼上还附加了一个感人节目：叶高翔校长主持的我校青年教师“师从名师”计划的拜师仪式——法学院副院长李安教授正式拜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於兴中先生为师，这一庄重的仪式激起了阵阵热烈的掌声。   学术研讨各抒睿见   5月14日下午，杭州研讨（上半场）。   5月14日下午，出席典礼的学者们聚集于校图书馆十楼会议厅，以“法治中国化的理念和路径”为主题进行了学术研讨。他们各抒己见、高谈阔论，表达了对法治中国化问题的见解以及对法治中国化研究中心的支持和期望。这是研讨会的上半场。上半场分为两个单元。 在第一单元中，首先是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於兴中教授作了主题为“作为法律文明秩序的法治”的发言。他认为，法治最初只是一种理想，后来逐渐发展成一种文明秩序；法律作为一种文明秩序，是人的智性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同时也是对人向善的能力的怀疑。复旦大学的邓正来教授接着发言，他在肯定了於兴中教授关于法治基本概念的基础上，明确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任何知识、知识生产，都不能脱离它的特定时空而存在。”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徐立志教授重新审视了中国一百多年来的法治变迁，肯定了人类社会存在着普世规则，并进一步分析了普世规则的两种形成方式。来自华东政法大学的丁凌华教授一上场，就旗帜鲜明的提出了“平等、自由、民主、宪政最初都是唯心主义产物”的观点。最后，本单元主持人、来自清华大学的许润章教授做了非常幽默精彩的总结点评，并指出“发展经济社会，建构民主国家，提炼优良政体，重造人间的意义之躯”是推动法治中国化的四大任务。 第二个单元的讨论由华东政法大学童之伟教授主持。吉林大学霍存福教授、中山大学马作武教授、华东政法大学李秀清教和韩国庆北大学任大熙教授先后做了主题发言。霍存福教授的发言围绕着“民族精神与法治中国化的关系”展开，特别强调了情理精神对中国人的重要性。马作武教授在其发言中强调了对“法治”和“中国化”两个概念厘清的重要性。李秀清教授主要论述了法治中国化理念传播过程中学者的责任。任大熙教授对“法治中国化”的英文翻译以及“法治中国化”中的“中国”一词提出了质疑。最后，童之伟教授为第二单元的讨论做了精彩的总结，并从宪法学的角度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主张将没有体现民主、宪法、人权的所谓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五句话“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修改为“发展第一、保障人权、宪法至上、公平正义、党的领导”，并认为这才能体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进步性。   5月16日晚，淳安研讨（下半场）。    “法治中国化的理念与路径”学术研讨会的下半场讨论，在山水秀丽的千岛湖畔外高桥大酒店紫罗兰厅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二十多位法学学者滔滔不绝地继续争论着两个重要的问题：西洋传来的“法治”如何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移植的文本的法制如何变成中国现实生活中的制度？ 讨论共分两个单元。第一单元由中国政法大学刘广安教授主持。上海政法学院倪正茂教授阐发了他关于必须重视“法律的激励作用”的主张，认为此前只重视惩戒作用的法制应该加以补充纠正。西北政法大学汪世荣教授反省了司法的性质及法官智慧在古今中国法律实践中的意义。北京理工大学谢晖教授认为，我们不仅要注意古代中国的传统，还要特别注意到我们正面临的 “新传统”。最后，刘广安教授对第一单元的讨论做了总结陈述。他特别就“中国化”的“化”字应如何体现中西兼容并蓄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并即兴赋诗一首结束了本单元讨论。 第二单元的讨论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赵晓耕教授主持下进行。,中国社科院杨一凡教授、苏州大学艾永明教授、中国社科院张少瑜教授以及湘潭大学李交发教授先后作了主题发言。杨一凡教授的发言特别就“法治中国化”命题中的“中国”即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认识问题做了阐述。艾永明教授在发言中特别强调，在法治中国化过程中，大体上可以坚持“拿来主义”路线。张少瑜教授认为，国家立法必须考虑兼容性或包容性问题，不可以指望仅仅依靠国家法包打天下。李交发教授特别倡导对本土资源如家族法传统、民情、国情甚至自然环境等等的阐发利用。                                文化考察亦有斩获   5月15日一天和5月16日上午，全体与会嘉宾在法学院部分教师的陪同下，在淳安古县进行了历史文化考察。学者们先后参观考察了海瑞祠、石峡书院、芹川古村等。在芹川古村，一块刻立于明孝宗弘治四年（1491年）的碑记引起了大家浓厚的兴趣。这一通镌刻了浙江布政司表彰当地义民王彦锦的碑刻，村里的人们称作《锦公碑》，记载了他们的祖先富绅王彦锦在灾荒之年毁家纾难、赈济灾民的事迹。这一则至今基本保存完整的碑刻，五百多年来一直激励着村里的王氏后裔，也让学者们感受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在民间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魅力。村中其他诸如护林公约、卫生公约等村规民约都引起了在场法学家的浓厚兴趣。在法学家们看来，只有广大村民自觉的参与并融入社会整体规范的创制与施行，中国的法治才能最大限度的在最广泛的基层社会中具有生命力。 此外，在研究中心成立前后，山东大学程汉大教授、华东政法大学丁凌华教授、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中心、山东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杭州师范大学科技处等多个单位和个人向研究中心赠送了图书资料。